阿黄死了。
杏的黄狗，活了九年，比杏在这个世界上的年头少不了多少。它死在一个孩子手里养大的所有狗都会死的地方——老，慢，然后有一天早上，没有再站起来。
杏没有哭。她把阿黄抱到我根下，用一把小铲子，自己刨坑。何颂带着还阳会的人来了，要给她唱《还阳歌》。杏说："不用唱。它不是人，用不着过你们那道门。"
何颂愣了一下，说："万物都有门。"
杏说："那它的门，我自己送。"
何颂没再说什么。他这个人，坏就坏在太讲道理，好也好在太讲道理——别人说什么，他都认真听一听。他领人退到几步外，站着。还阳会的人站成一排，不唱，就那么站着，像一排被风吹斜的树。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站着不走：他们想看看，一个不肯过门的孩子，怎么送她的狗。
他们站得笔直。这些人里，有教过杏认字的，有赊过盐给她家的，有去年冬天替阿黄顺过毛的。荫川不大，一条命走了，半个村都沾着边。他们不唱，可他们也没走——这比唱要重。我在根下接着他们的分量，一个一个，像接屋檐水。
杏刨好了坑。她把阿黄放进去，放得很轻，像放一件会碎的东西。然后她停住了。她蹲在坑边，很久，问了我一句话。她知道我不会答，她问给天地听的：
"大青，它会回来吗？"
我没法告诉她。我唯一能做的，是把这件事做好——把她还给我的，接住。我这一生接过太多东西，小到一粒扣子，大到一整个时代的骨殖。接住，是我唯一会做的动作。
树葬是荫川的老规矩。人们不说"葬"，说"还"。一个活物走完了，把它还给土。还阳会把这讲成轮回的门，讲成善恶的账：善人投好胎，恶人投畜牲，阎王在底下翻账本。每回听到这儿，我都想——要是我能笑，我大概会笑。
他们不知道，我底下没有账本。
我只有土。
土不讲善恶。土只讲一件事：你是什么，你就还成什么。阿黄一生没做过一件需要记账的事，它只是活着，忠诚地、暖烘烘地活着。这样的活法，分解出来的东西是软的、温的，会长出最细的草。我尝过它了。我这一生用根"尝"过无数死去的活物，像人用舌头尝酒。人类的死，成分复杂得多——有一辈子攒下来的怕，有没说完的话，有舍不得，有恨，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。我全都接住，全都还。还回去的时候，不加不减。我不是法官。我是土。
这话说出来不像话——土也有土的手艺。同一副骨殖，我分解得慢：先走的是水分，然后是那些软的温的东西，最后才轮到那些攒了一辈子的硬东西——怕，账，没说完的话。硬东西走得最慢，有时要走好几年。我在底下接着它们，一寸一寸把它们泡软，泡成来年新草的颜色。这不是慈悲，是流程。可人间管我叫慈悲，叫了两千年，我也就不纠正了。毕竟，让一样东西看起来慈悲，跟让它看起来年轻一样，都省力气。
人类总往水里照镜子，想照见因果，照见的却总是自己的脸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他们以为宇宙有一本账，记着每个人的名字。宇宙没有名字。宇宙只有流向。水往低处流，光往叶子里落，死去的东西往活的东西里走——这就是全部的因果。没有一笔账，只有一条河。而他们站在河里，管那条河叫"命运"。
阿黄躺在坑里，杏蹲在坑边，谁都没说话。
后来是柳阿婆来了。她拄着拐，走得慢，走到坑边看了看，说了一句我没听过的话。我活了这么久，听过树下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听过这个村千百年的祷词、咒骂、情话、临终的托付。我听过无数种关于"死后去哪儿"的说法。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一句。
阿婆对杏说："它回不回来，你都养过了。"
杏抬起头看她祖母。阿婆又说了一遍，这回是给自己听的，像是要赶在自己忘掉以前，把它说给谁听："回不回来，你都养过了。"
杏的眼泪，这时候才下来。她一边哭一边埋土，埋得很仔细，一铲一铲，把阿黄还给我。
她们走的时候，何颂还站着。他看了很久那个新土的小丘，忽然对我（或者对门，或者对他自己）说："她说得对。门里门外，是我们自己想岔了。"
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懂了。但我在土里，把阿婆那句话，仔仔细细收下了。埋在根边。等春天，它会和别的东西一样，长出来。我这一生种过太多东西——我接住一切，还回去一切。这是头一回，我种下一句活人的话，盼着它发芽。
那晚的村子很静。静得能听见各家的门栓，一根一根落下去。杏的脚步声从她家的门里出来，踩着月光，一直踩到我根下——这孩子夜里出门，从来不打灯笼。她说月亮认得她。
晚上，杏又来了。她坐在白天埋阿黄的地方，小声说："阿黄，你要是能回来，回成什么都可以。回成草，回成风，回成明年我踩到的那一寸土。"
她停了一下，又补了一句："大青，你说它听得见吗？"
恰好一阵风来，把一片早落的旧叶吹起来，落在她脚边。她捡起来，看了很久，收进兜里。她收集会落下来的东西。我多想说，那是我送她的。可我只能看着它落，像看着所有落下来的东西一样。她不知道——我这辈子，也是靠接住会落下来的东西过活的。
它听得见。它会回来。只是不按人间的汇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