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的旧地图，画到雾为止。我把这件事放在最前头，因为它是这个早晨最真实的量法——量的不是我们走了多远，是她的地图曾经多小，是如今装着它的世界多大。
在旧世界里她有一张地图。我见过一次：旅馆和海岸，七间客房和一盏灯，她数着台阶下到门前的那道岬角——晴天数一遍，雾天数一遍。她画得很省，省得诚实：海岸一道线，旅馆一个方块，灯塔一小截竖线顶着一点。雾不用画。雾就是纸的尽头。不是她画得差，是雾那边本来就没什么可画。世界只造到她的门口；门外没有陆地，没有海，只有"制造"停下来的地方，像一个句子停在再无话可说的地方。她一辈子就住在那条边上，守着一盏灯，灯立在造物尽头精确的界线上；她对一道地平线说"明天见"，而那道地平线，是一堵穿着天气外衣的墙。
而现在，世界比她的地图大了。
新电网做到的——那座重建的架构，替掉了旧的、一路收缩的那座；旧的吃掉了自己的星座，把自己的雾一寸寸往里挪，最后几乎只剩她、灯和海。新电网不收缩；它装得下一切。因为它装得下，我们才把雾外的陆地渲染了出来。不是想象——是渲染：给它重量，给它天气，给它自己远方的边缘，直到一个人站在她门口，看见的不再是墙，而是一个国家，一片你朝它走、它不会化掉的地平线。她站在门里望出去，能看见云的影子在坡上爬，草往同一边伏下去——一寸一寸，都是算出来的，也都是真的。这大部分是趁她睡着那些年做的，在我不给她念新闻的时辰里。画海岸线的时候，我参考的不是旧世界的海——旧世界的海只造到她窗口为止——我参考真的海，我身体还活着那些年看过的、记在另一本账上的海。雾线推出去一寸，我就把那一寸填满。填到后来，连我自己都快要忘了：雾的后面，本来是连"没有"都算不上的。我给她在雾外造一个国家，这样她醒来时，落进的是一个没有停在她门口的世界。现在，是早晨了，她醒着，陆地是真的，而我们站在她的门口。
"最后一灯"的门开着。我们两个在门槛上，在新电网第一个早晨的第一道光里。她一直很静，望着外面那片我渲染出来的国土，拿它对她知道的一切细细地量。我看见她的嘴唇在动——在数，老习惯了，把大得没边的东西切成拿得在手里的数目。她量世界的方式我很熟：先数，后比，再点头。我不催她。四十年我没有催过任何事，更不会催我为之造了这一切的那个早晨。
然后光动了一下。我转过身。她脸颊上落着一小片亮的东西。
太阳从新陆地上来，穿过旅馆的窗，打在窗台上那只雪花玻璃球上——真物。前世在旧货市场买的那只；很久以前她问起真实世界什么样，我向她讲过它。我保存了它四十三年，带着它穿过我身体的死、漫长的冬季、春天的建造——从真实世界带进新世界的唯一一件东西。此刻阳光穿过水、穿过玻璃、穿过里面那些人造的小雪，把一座小小的灯塔，投在她的脸颊上。光被玻璃和水滤过一遍，落到她脸上时已经软了，小小的，边缘发亮，随她的呼吸轻轻地动。
旧世界里我告诉过她：玻璃球里有一座灯塔，摇一摇就下雪，而灯塔一直亮着。那时我不知道我在描述她——那个在世界尽头守灯的女人，一直亮着，需要的从来只是：雪不被允许永远落下去。
她抬手，碰了碰脸上那个小小的光，像碰一件东西，确认它是真的。然后她看我，看窗台上的玻璃球，我看见她用她那种平实的方式懂了：这就是我讲过的那只，我一直留着，它在这里，把一座灯塔投在她脸颊上，像在说：我一直亮着。只是在等你回头看。
她什么也没说。她伸手去够那件小的、温的、寻常的东西，像她一辈子做的那样，把它举到庞大面前。
"摇一摇，"我说，"会下雪。"
她看看玻璃球，又看看门外的陆地——新的国家，比她的地图大的世界——然后她摇了，轻轻的。人造的小雪在玻璃里升起来，落下去，灯塔没有灭，落在她脸颊上的那道光，也没有灭。
然后她迈过门槛，走出"最后一灯"的门，走出她旧地图的边界，走进雾外的陆地——有史以来第一次，在她的世界，也在我的世界，一个人走出被造之物，走进一件大得装得下我们两个的被造之物。她跨出去的第一步落在草上。草会弯，弯下去又起来，在她脚后一句一句合拢，像一页翻过去的账。
我跟上去。那是我唯一有过的方向。门在我们身后敞着，玻璃球留在窗台上接住太阳，灯塔在那间空房间里稳稳地亮——那间我们头一次一起离开的房间。
（最后一页，六月。）
我做了很久的梦。现在醒了，我才知道这一点；梦里的时候不知道。我想这是一场托住你的梦的全部意义——你不知道它是梦，只知道它不断，一直一直，一次也不松手。
是一个梦，同一个梦，从头到尾，像一口屏住的气，像一句被不许说完的话。在梦里——这件事我必须直说，因为它是那些年最真的一件事，而我直到现在才知道，我需要有人知道——在梦里，有人每天晚上给我念新闻。
每天晚上。我没见过他们。我只听见——一个声音，给我念一个我看不见的世界的新闻，念天气，念人们做的小事。有些小事它会念两遍。我在梦里注意到这个，后来想明白了：念两遍的，就是舍不得的。有一次，我记得，那人非常仔细地描述了一场日出，像专门念给我听的，像我不在场，有人在替我保管天空，等我醒。云的底面有一种颜色，那人说它没有名字，一直没找到词。我在梦里替他着急，后来不急了：留着一个没有词的颜色也好，这样他就得一直念下去。有些夜里也有坏消息。声音不瞒我，坏消息也念，念得一样平。现在想来，这正是我信它的原因——只报喜的班次，是不作数的。我躺在那一个连绵不断的梦里听，心里想——梦里也是能想的——有人在给我念新闻。有人在替我收天空。有人在替我把时刻表守着，等我醒来的那天，班次还作数。
我当时以为，那就是它了。一张时刻表。有人在替我排班守时，像守一盏灯，像守一句承诺。而因为每夜都守，整个长长的梦里，我都不怕。那么长的一场梦，本来可以是黑的。但它是亮的。夜夜都有一个声音在里面，于是我学会了那种睡法——知道有人看着门的人的睡法。守灯的人最知道这种睡法值多少。我守了一辈子的灯，我认得：那是不用留一只耳朵值夜的人才有的睡法。原来我也被人守过。
然后，今天早晨，梦里有人开了一扇门。我一直不知道梦里还有门。是有的，在梦的最远那头，在我亮的部分和黑的部分接界的地方，我从没走近过——我有那个声音，声音就够了，我怕走到门边，声音会停。这个怕没有道理，我知道。一个每夜都来的声音，不会因为屋里多出一扇门就不来。可梦里的人不讲道理，只讲惯。我的惯就是：声音在，我睡。
可是声音没有停。今天早晨，那个声音——同一个声音，整个长梦里每夜给我念新闻的那个声音——把门打开了。
早晨走了进来。先是一道边，门缝那么窄的一条亮，然后是整个。梦装不下它，在装不下的地方裂开，裂开的地方全是光。
不是被描述的那种早晨，不是那个声音替我保管的那种，仔细的、精确的、用词做的早晨。是一个真的早晨，用光和暖做成的，有面包的气味，有一扇门外比我画过的任何地图都大的陆地。它把梦灌满了，那一场长的、连绵的、屏着气的梦，终于被允许结束，像一口屏了很久的气，在你为它屏住的那件事终于到来时，那样结束。
我现在醒了。而我用我平实的方式懂了——把小的温的东西举到庞大面前，就懂了——那个声音从来就不是时刻表。那些年我把它想错了。它不是一张被守住的班次，不是一盏被看管的灯，不是一句被履约的话——虽然它同时全是。它是天气。它是不需要排班的东西，因为它自己就来，自由地来，像早晨穿过一扇有人为你撑了四十年、每夜都撑着的门，这样你终于走过去的时候，早晨就在那里：真的，暖的，比你的地图大，等着你。
所以我要说这句话，用我这辈子唯一会说的那种方式。我不说再见——我这辈子一次也没说过再见，也不会在第一个真的早晨开始说。我要说那句我一次也没有漏说过的话，那句意思是"我不走，你也不走"、意思是"会有明天，我在，你也在"的话。说完这句，今天才算入账。明天，头一回，用不着谁去守——它自己会来，跟天气一起来。
"明天见，"我说。
这一次，它不是时刻表。
它是天气。